227爹，他会帝王心术啊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朱元璋自认为他对粮长是极为不错的。
　　
　　寻常百姓哪能得到他的亲自召见和赐宴呢！
　　
　　这是常人想要求，都求不到的机会。
　　
　　朕都赐给他们了。
　　
　　他们难道还不懂的感恩吗？
　　
　　在大明以前，主持乡村的各级，多是被称为乡官，两汉承袭秦制，朝廷是给钱的。
　　
　　待到元世祖改革，搞得村社制说白了不过是蒙古及诸部族军士来监视汉民的一种手段，利用里长之类的来压榨百姓的工具。
　　
　　朱元璋也是继承了这么一个白女票的制度，都是不给钱的。
　　
　　当然了作为明初的粮长，权力还是蛮大的。
　　
　　一个粮长平均要管理九千户，宋朝不过是两千五百户，元朝也就是五十户。
　　
　　但朱元璋此举是为了照顾纳粮小户，一旦他们无法完成纳粮任务，这块空缺就要由粮长补全朝廷亏空。
　　
　　他的立意也算是劫富济贫的一种，总归大明朝廷不能亏。
　　
　　那谁有钱谁就要给朝廷做贡献。
　　
　　面对朱元璋的提问，王布犁哼笑了一声：
　　
　　“粮长是向皇帝负责的，可一旦出现亏空，他们就得补缺，若不是天子颁布这个命令，谁愿意从自己家里往外拿粮食啊？”
　　
　　“他们那么富有，拿出一丁点粮食无伤大雅。”
　　
　　对于朱元璋的这番一正言辞的回答，连知县吴卫都忍不住笑出声来：
　　
　　“郭主事，你是不是没怎么接触过乡民？”
　　
　　“嗯？”朱元璋看向一旁的吴卫，听着他道：
　　
　　“难不成你在元朝时候，也愿意把自己家的粮食都给交出去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无论是大明还是大元，百姓都不乐意把自己的粮食交出去。”
　　
　　王布犁也添了把火道：“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愿意主动交税啊，所以我才觉得郭主事有些时候的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了。”
　　
　　朱元璋没言语。
　　
　　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省钱。
　　
　　小户纳粮采取大家伙集款的方式。
　　
　　各随粮付出十分加三的款子，作为运费（盘缠），自雇车船，并且在总统领粮长的带领下，赴仓交纳。
　　
　　像苏州府等地的一些重税的县，每次运粮的民夫都超过千余人。
　　
　　给朝廷送的税粮，还得交税的百姓自己出人力，负担运费以及沿途损耗，若是上交的粮食不好，还得让你补交。
　　
　　必须得好的粮食上交，次的留着你自己個吃。
　　
　　如此繁重的工作，经收与解运的事情，全都是粮长组织上税的百姓，代替官府完成的。
　　
　　朱元璋只管收钱就行。
　　
　　各地的税粮，也并不是全都落入老朱的手里，主要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留在本地供应地方开支，叫做留存，免得当地受到什么灾害，来不及调拨。
　　
　　剩下的就是输送到其余地方，输送到京师，叫京运，另一波输送到地方州府县或者军卫所作为官军俸禄的叫对拨。
　　
　　其中京运最为重要，是由粮长亲自押送，因为老朱还会照例款待这些粮长一顿饭。
　　
　　税粮以米麦缴纳的被官府称为本色，用金银绸缎或者其他物品来折合米麦的价格的叫折色。
　　
　　按照老朱的规定，本色归仓，折色上库。
　　
　　“这么说粮长不可信？”
　　
　　朱元璋微微眯着眼睛，他在努力的控制乡里，再努力的越过胥吏想要百姓少遭到侵害。
　　
　　对于一些表现好的粮长也给与奖励，希望能够激励其余人。
　　
　　王布犁哼笑了一声：“郭主事，粮长有好有坏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，我记得粮长制度在洪武四年设立。
　　
　　我看卷宗的时候，洪武六年，苏州府粮长便纷纷以舞弊虐民而闻名。
　　
　　嘉定县粮长金仲方等三人，巧立钱米色接近二十个理由，以此来盘剥粮户。
　　
　　正米加五成收受，又勒令粮户以房屋、牲口、衣服、农具、水车、锅灶等折纳税粮。
　　
　　或者一些无籍之徒，仅仅是勾结知县，而得到充任，待到当上粮长后，又与知县勾连，把粮区划分的犬牙交错，以便隐没户数。
　　
　　要么就是靠着知县的势力，去家里殴打普通百姓，叫他们强行包纳本户的夏秋二税。
　　
　　要么就是妄报灾荒，骗取朝廷赈灾的粮食，事发后，苏州府可没少死人呐。”
　　
　　朱元璋对于王布犁提起的案子极为有印象，因为那是他极为愤怒，叫检校去把那些粮长连带着知县全都抓进南京，砍了脑袋后又送回本地去示众的。
　　
　　他本以为杀了一批人之后，那些猴子会变得收敛一二，可听着王布犁的话，那还是有人敢继续糊弄朕！
　　
　　“咱也看过户部的数字，从洪武四年到如今这五年来，大明收到的田赋收入是蒸蒸日上的。”
　　
　　朱元璋虽然想着回去之后叫检校再去暗查一番，但他不承认自己设立的粮长制度是有问题的。
　　
　　“这是肯定的。”
　　
　　吴卫冲着皇宫的方向拱拱手：
　　
　　“充任粮长的多为殷富大户，他们不敢轻易犯事。
　　
　　另外大明各地几乎没什么战事发生，社会安定，百姓自然可以全心侍弄田地。”
　　
　　王布犁也清楚粮长虽然有些麻烦，但是在洪武朝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。
　　
　　主要是永乐迁都后，江南的赋税都要通过运河运到北京去，这一来一回就耽误了许多时间，百姓种田都遭到了影响。
　　
　　再加上英宗外出留学，勋贵集团损失惨重后，大明的税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渐渐的收不上来了。
　　
　　甚至连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行下去，平均数仍旧没有达到洪武朝的数据。
　　
　　就这还是朱元璋下令不得轻易增加赋税，甚至还时不时的因为灾祸要减免赋税。
　　
　　洪武九年，因为一场暴雨，他就减免了八个省以及直隶扬州、淮安、池州、安庆、徽州五个府的夏税秋粮。
　　
　　虽说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，但明初的某些财政经济政策，却是依据政治背景决定的。
　　
　　南方是大明的重税之地。
　　
　　镇江府作为朱元璋的“兴王之地”之一，其政治地位与原属张士诚集团的苏松嘉湖，以及原属陈友谅集团的江西部分地区形成鲜明对比。
　　
　　一方面苏松嘉湖与江西袁州、瑞州、南昌等府都成为有明一代首屈一指的“重赋”之地。
　　
　　另一方面，朱元璋还在政治上规定了“苏松江浙官毋得官户部”。
　　
　　理论上将苏松嘉湖和江西袁、瑞、南昌等地士人通过政治途径改变其赋役负担的出路堵死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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